宣揚環保的生活方式，提倡分類回收和垃圾減量，是最常見的應對措施。只可惜如果不與其他更實質性的措施配合，效果是極其有限的。蓋成本收益的計算，流淌在每個人的血液中。分類也好，減量也好，都需要額外的成本。若非是覺悟高、自制力好的環保人士，一般人心血來潮，執行幾天可以，持之以恒是很難的。

        可是，對臺北市的270萬市民來說，垃圾分類和設法減少垃圾丟棄卻成為他們生活習慣的一部分。當然不是因為他們個個都是天生的環保人士，而是得益于臺北市政府首創的垃圾費隨袋征收政策。該政策不僅是世界首創，而且還異乎尋常地成功。

        2000年7月，馬英九為當時的臺北市長。有鑒于臺北生活垃圾的急速增加，在吸收和權衡了市民與專家的意見后，馬英九拍板推行垃圾費隨袋征收政策。在此之前，臺北的垃圾費是按照水費的一定比例征收的。用水量大的商鋪，如美容院或理發館需要繳交更多的垃圾費，確實有失公平。市民對于垃圾分類并不熱心，臺北的資源回收率僅為2.4%。

        垃圾從量計費后，垃圾費不再另外征收。市民可至指定地點，如便利店等購買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指定的垃圾袋，價格為每升新臺幣五毛。市政垃圾車只收取使用該專用垃圾袋的垃圾，分類垃圾免費收取。若違反規定使用非專用或偽造的垃圾袋，會被重罰，舉報不法行為的市民可獲得一定比率的罰款作為獎勵。

        這個政策的妙處，在于提倡的環保行為與設計的經濟激勵之間具有邏輯上的一貫性。環保人士們需要極大熱情像苦行僧那樣才能踐行的事情，臺北的家庭主婦阿公阿婆們，為了節省家用，每天稍稍花些時間就可以做到了，而且是以更大的熱情和更好的效果做到了。

        廚余垃圾時間放長了會變味，不能久放，難道就白白每天多一個垃圾袋？用廚余做花肥是家庭主婦們想到的一個妙招，養花怡情，又能利用垃圾，真是一舉兩得。阿公阿婆悉心教導少年垃圾分類的方法，更是臺北市民生活的一景。

        統計顯示，實施政策之前的1999年，臺北的家庭垃圾總量為每日2970噸。實行政策的當年，即下降為每日1883噸，這意味著2000年只搞了半年新政策，垃圾總量即減少了36.6%！更為激動人心的數據是：人均垃圾量由新政前的每人每天1.12公斤，降為2009年的0.39公斤，10年間減少了65.2%！資源回收率更由新政前的2.4%，搖身一變為2009年的45%！政策的效果，可謂驚人。

        該政策在節省公共開支方面，也有奇效。在政策實行之時，臺北市僅有一個啟用于1994年的山豬窟垃圾衛生掩埋場，設計使用壽命為十年。建立之初，每日進入掩埋場的垃圾量為2501噸。臺北新政策實施十年后，雖然臺北市人口由260多萬增長至270萬，但至2010年，垃圾掩埋量反而減少至每日65噸，即只有原來的2.6%！正因如此，山豬窟掩埋場的計劃使用年限推至2020年，比原計劃多了16年。而早前臺北市計劃的另一個掩埋場，也可不必興建。僅僅該項，就為市政節省了約200億新臺幣。

        除節約了納稅人的錢，每一位臺北市民也得了好處。實施新政策之前，臺北市平均每戶每月繳交144元新臺幣垃圾費。而2009年，每戶的垃圾費降為每月37元新臺幣，節約了74.3%的錢。城市周邊的市民，亦可少受與垃圾掩埋場為鄰之苦。可謂公私兩利了。

        此外，政策帶來的市民環保意識的提升，亦不可不提。環保和垃圾分類，是更文明、更現代的生活方式。如今臺北市民，受了激勵去身體力行環保，也樂得標榜自己環保，環保理念自然就更深入人心了。如此在鄰里之間，便自發形成了道德與輿論上的監督。被發現不能遵守政策的人，便難免被人恥笑、被人戳脊梁。這大概也是政策實行至今，違規的垃圾只占不到0.1%的原因吧。而政策實施之前，種種關于實施環節的擔心，如不守法者眾怎么辦之類，最后一個也沒有應驗。

        這就是價格機制的巧妙之處。熱血正義人士的號召，政府的大規模宣傳都做不到的事情，只要在政策和制度安排上得法，建立正確的激勵方向，就可以手到擒來。

        值得一提的是，臺北的垃圾費隨袋征收政策，成為垃圾減量和分類的著名成功經驗而受到廣泛關注，被譽為“臺北經驗”，也是馬英九引以為傲的政績之一。

       城市工商業發達、就業機會多、教育醫療等資源豐富、生活便利，乃是“現代性”的顯著標志之一。但生產和消費的繁榮必然帶來垃圾的增加，為此，必須在城市周邊興建垃圾填埋場和焚燒設施。前者，不喜愛的人不多，后者，不厭惡的人也不多。大家避之唯恐不及，“鄰避”（Nimby，Not In My Backyard的縮寫）運動也就應運而生。真是令人頭痛啊！

        要是一方面城市生活的諸多好處能一個也不少，另一方面不制造那么多垃圾，那該有多好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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